1

我奶奶以前很阔。

她有一把很美的扇子，小时候我总想偷走它。她有钱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以前她有一条金链子，三岁的小孩戴了它都会跑不动。

在我们那个地方，关于我奶奶的传说太多了。

她和我爷爷出奇和谐的盲婚，她刚嫁过来惊动整条街的美貌，她从我太奶奶那儿继承的很多臻美首饰。

当然大家的谈资也包括我爸爸。

大家说，我爸爸娶了个神经病，并且为了这个神经病，把家产都败光了。

据说那条很重的金链子，就是为了给我妈治病而变卖的。

2

这些事我知道得并不清楚，像隔了一层雾。当我懂事以后，我只知道自己并不是奶奶最宠爱的那个小孩。

过年的时候给压岁钱，我的红包在最下面，堂哥堂妹的都给过了，才轮到我。

我怎么知道他们的就比我多？因为有一次我捡到了堂哥的红包，他像个暴发户一样，把红包放在屁股兜里，那个兜太浅，红包掉了出来。

出于好奇，我打开看了。然后郁闷了很久。

妈妈看我不开心，会给我一点钱，让我在街角的那家杂货铺里买点什么。其实当我走向那家杂货铺试图要买一些糖果、头绳或玩具的时候，心里很想哭。

我想告诉大家，我妈妈不是神经病，她对我很好，她从不发火，温柔得像八月夜晚的月光。

3

但我只把这些话告诉林子健，杂货铺是他家的，赚了我的钱，就有义务听我吐槽。

林子健家挺忙的，晚饭吃得很迟，每次他妈都三催四请的，他才会从我这个已经吃饱、纯属出来娱乐的人身边离开，边走边回头，说，你等我哈，等我一下，我吃完马上回来。

林子健算不算很八卦？他大我一个年级，成绩平平，我想经营杂货店是他人生中最理想的出路。

我呢？我不同，我相信我妈，我妈说以后我会很有出息，像她那些在美国或是德国的同学，要么做医生要么做律师。

我问林子健知道美国在哪吗？林子健说不知道，我指了指地上，说，我们挖个洞，挖通了，到地球的另一边，就是美国了。

林子健很惊奇，他平时看店，忙得都没时间看电视。其实我也是从电视上看来的。

我继续卖弄我的文化，我说你知道美国现在是几几年吗？

林子健说，难道不是1990？

我说，切，天真，人家比我们先进50 年，已经是2040年了！

4

2040年远没到来，时间规规矩矩地做好时间，就像大部分人规规矩矩地做人。

我们度过了令人惶恐的千禧年，那一年至少有20 种千禧怪的形象出现在报纸杂志电视上，偏巧我又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学习，结果全世界平稳地来到2000 年甚至2001 年又没发生点什么时，我反倒有点失望。

更令我失望的事情还有我爸主动下岗了。那时候流行下岗，但并不流行主动下岗。

我妈对此毫无意见，她在水利局一如既往地上班，只是我发现家里的洗洁精洗发露都兑了水，冰箱里屯着夏天便宜的死虾子好留给过年用。

虚假繁荣啊。我在心里叹息。当然最最令我失望的事情是我们整条街都搬迁了，少了林子健听我吐槽，我觉得很寂寞。

更糟糕的是我连他的新地址都不知道，我们家又老是搬家，没有固定的电话号码，我们失去了联络。

5

后来我去了北京上学。

其实我挺不喜欢这个城市的，像罗大佑唱的那样：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

但我妈有个老同学从美国回来，在协和医院做大夫，她说他可以帮我。

我特别听我妈的话，从小开始，或许是因为别人背后的议论让我觉得我妈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而我不想忤逆无辜的受害者。

总之我就去了北京。

2002 年年底，我留在北京，我妈的老同学杨叔叔在医院给我找了份难得的实习活儿。

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自从那年他下岗以后，我就对他有一种莫名的排斥感，即使后来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干得不错，但我总觉得他有点无厘头。

比如他这次就在电话里让我多囤几瓶白醋，说他的朋友告诉他，在广东，现在这玩意儿卖得可贵哩，并且买不着。

无稽之谈。我说。

6

后来证明我错了。

2003 年“非典”就开始真正影响全国了。

我们学校有先见之明，放假放得早，我和杨叔叔请了个假，说回家看我妈，其实我去了广州。

那时候我有了林子健的联系方式，我就是特别想去看看他。没想到一到他们学校，才吃完一顿饭，还没看清林子健到底发育成什么样了，我就作为一个外来人士被隔离起来了。

真不知道是他们隔离我，还是我应该隔离他们。我被关到了他们学校最靠北的一栋新楼里，那里面全是外来人口，天南海北的，又管吃又管住，还管看电视和玩儿。

伙食比北京的学校强多了，肥腻相间的叉烧吃得我很快油光满面，没事的时候我只好到楼后面的空地上运动。

空地的边缘是一堵美丽的铁栅栏墙，也是我们这些外来人口和认识的亲戚朋友面对面对话的唯一窗口，还是非法的，因为前面有保安把守，不得不开辟这个非法通道。

林子健来这儿看过我几次，因为小时候太熟了，我觉得他一点儿都没变，只是变大只了。

而且他还是那么八卦，连我奶奶现在给我多少压岁钱都要问。但我对他的八卦劲儿是真心喜悦啊，连几年前我爷爷过世，我奶奶把那把美好的扇子陪葬了的事儿都说了。

他在我面前永远像是长不大并且没文化，说哎呀那么好的扇子要是给你多好，陪葬干吗？

我白他一眼，你懂什么，那叫爱情！

或许林子健不懂爱情，但追林子健的女生懂啊。

她叫了几个人一起到铁栅栏那儿来找我，和我谈判，那几个姑娘的眼睛七上八下盯了我一通，然后七嘴八舌地说，哎呀你来这儿干吗呀，林子健和我们家喵喵本来都好上了。

我一听，气得心肝疼。

没几天，我隔离满15 天，没犯病的迹象，被“释放”了。于是我选择了一个自认为很侠义很酷的做法：不辞而别。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仔细想想，没劲透了。

我发誓再也不来广州了。但叉烧真的很好吃啊。我打包了很多，在火车上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哭。

还没走，我就想林子健了。

7

我奶奶老了，自从我爷爷过世以后，她就老了。非典那年又被吓得住了差不多半年的医院。

有一次她甚至问我，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奶奶的那把扇子吗？等我出院了，送给你。我吓坏了，那把扇子都已经陪葬了好吗？

我问奶奶，那扇子哪来的啊？奶奶说，那个叫琵琶扇，和家里的首饰是一套，嫁过来的时候，我用那扇子遮着脸。

我哦了一声，想不出那个年代男女的逻辑。为什么嫁人还要遮着脸？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就可以让爱情更长久一些吗？

这样想的时候，我又想念林子健了。

8

非典一过，我就回北京了，又念了三四年，2008 年的时候才正式毕业。

实在是太不喜欢北京了，我回了家乡，在市第一医院找了份工作，做的是《实习医生格蕾》里面说的最没有挑战性的、只有那种没有性生活的医生才会做的康复科大夫，主要面对中老年人群。

杨叔叔表示很惋惜，他一直觉得我可以当一名很好的脑科专家。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么多年来我背负了一个沉重的秘密，尽管这个秘密似乎人尽皆知，但唯独在我们家从不被触碰，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确实得过神经病——确切地说，是某种抑郁症。

我在大学的时候，记起了小时候的很多事情，包括每天晚上我妈必须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睡了以后怎么摇都摇不醒。

爸爸为了赚更多的钱，通常都在上夜班，我为了找爸爸，常常在杂货店一等就是大半夜。

而林子健这个憨货，每次都强睁着眼睛陪我。大人叫他去睡觉，打他，他都不走。

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他，无论将来他是个怎样的人，因为他知道我的秘密以后还陪伴着我。

9

可是2012年都快过去了，还是没有林子健的消息。

随着那个世界末日说的日子越来越靠近，我决定豁出去了，我要打听一下林子健的消息。

我去了老街，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那里其实早已变成了新街，还有几个以前认识的邻居在做生意。

奇怪的是，我一到那个地方，卖皮具的张阿姨马上说，林子健找你，你晓得伐？

卖饰品的李阿姨说，林子健找你，你晓得不？连忙着给手机贴膜的范叔叔都说，林子健找你，你晓得不？

我故作镇定，边摆弄他们店里的东西边说，可是我一直都在城里啊，他怎么会找不到我。

他们一致认定林子健是个憨货，说他的大脑估计少根筋，在寻人这方面真的很不在行，倒是把服装生意做得很好，不信的话我可以去街角看看，他的店就在那儿。

一出他们的视线范围，我就小跑了起来，远远看到了一家“林美服饰”。

我有点想哭，又想笑，这时候我更加想偷我奶奶的琵琶扇了，我想遮着脸进去找林子健，不让他一眼看出，我林美，真的来了。

我终于来到了你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