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澳门长大的阿古来说，台湾南部的高雄算得上是一个很热的城市。“这里很少阴天，要么就是大太阳，要么就是下雨。”1988年出生的阿古与1991年出生的信奇，习惯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出门。

信奇开着车，带着阿古，前往饼房，烘焙之后，他们会带着蛋糕再前往那间已经开了两年的小小蛋糕店。

而这对爱侣成为夫夫，距离他们获得台澳同性婚姻的胜诉判决还不到六个月，但从他们提出婚姻登记的申请，已经过去了两年零两个月。

第一个决定

2019年5月24日，阿古和信奇在高雄向政府提出了同性婚姻登记的申请。

一周前，也就是5月1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实施法》，俗称“同婚专法”，并规定于5月24日生效。阿古和信奇第一时间做出了这个选择。

他们甚至猜到了这次提出结婚申请，很大可能是被拒绝。“就算是台湾同性婚姻通过了，我们俩也一样很难结婚。”因为阿古是澳门人，信奇是台湾人。

2014年4月，在澳门做心理师的阿古来台湾旅行，在交友软体认识了信奇。他们第一次见面只是简单吃了饭。当时信奇正在读大四，两人加了FACEBOOK后就没了下文。

10月，阿古再次回到台湾。这一次，他住在朋友家，距离信奇的宿舍很近。两人于是晚上约着见面、“打屁聊天”。阿古骑机车过去，他们在路上边散步边聊天，信奇忍不住讲起让他头疼的毕业展，阿古开始帮忙出主意。这一聊就从台北聊到了澳门。

高雄方面在接到阿古和信奇的申请后，并没有正面拒绝，只是表示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发出了一个待处理函。

背后的原因是根据台湾法律规定，婚姻的成立需要两边都承认同性婚姻。因为澳门不承认，所以台湾没有办法作出结婚允许。

其实阿古和信奇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起诉。那时同性婚姻才通过，如果发起诉讼，可能会发生“大逆风”。会给台湾同志族群带来惶恐，“他们会认为刚立法，就有可能被推翻。”

承受无法登记结婚压力的阿古最终集结了约200对相同情况的同性伴侣，他们联系到“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一起发出倡议：市政部等行政机关应正视“法院已全面肯定同性伴侣享有结婚权利”的决定，即刻开放涉外同性伴侣在台登记结婚，全面落实同性婚姻法制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蹦出来指责阿古和信奇：“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登记结婚吗？”“不能等等吗？”“要害所有人都不能结婚吗？”当初在立法时，阿古就因提出类似于“涉外同婚”的诉求，而被同志社群多次抨击为“扯后腿”。

阿古在做同婚宣?

2019年5月到10月，已通过“同婚专法”的台湾同志社群，反倒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法条的“瑕疵”，内部压力越来越大。阿古决定起诉时，由于其澳门人身份，加上当时台湾对涉外势力的恐慌。同志社群部分人士便一直在发出质问，“为什么在同婚这件事上，要求台湾更改法律，不要求别的地方更改法律！”

在很多台湾同志的认知里，别的地方不允许同性结婚，那是他们的问题。但在阿古看来，他们的争取实际上也在保护台湾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国籍和地区伴侣的权利。

而阿古的经历告诉他，台湾其实并没有对非白种人特别友善。只要不是欧美人，在台湾很可能被歧视。比如不同人入台政策宽松程度不同。“对港澳是最宽松的，接下来依次是一般外国人、大陆人，最困难的是东南亚人。

”东南亚人要么必须是学生或移民工作身份，移工身份必须每两年换证一次。要么就是工作签证，要求外国人在台湾的工作收入必须达到基本薪资的两倍。“这样的话，只有医生、律师、工程师才能拿到签证”。

在获得台湾入境权都如此困难的前提下，同性涉外婚姻的难度更不用说。尤其是东南亚的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这才是台湾涉外同婚的主流”。这亦成为了阿古和信奇决定提出诉讼的核心所在。

在律师团的建议下，诉讼的前提是必须要有行政记录，表示做过申请，才能开展后续的行政救济。阿古和信奇最初都觉得“有问题要指出，然后解决就好”。但哪想到社群反应如此剧烈。

好在诉讼没有占两人很多时间，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阿古会在八点起床，用一下早餐，然后叫信奇起来。九点多出门，十点到公司烤完蛋糕，下午三点多开店，晚上七八店闭店。一般每天烤四十到八十个蛋糕。

两人经营的蛋糕店只卖一种“磅蛋糕”。“磅蛋糕”是蛋糕种类的一种，每个月两个男生都会推出巧克力、伯爵茶等新口味。而这家蛋糕店是阿古和信奇异地交往两年多后，最终决定在一起生活时做出的决定。

阿古来台湾前，两人商量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开店，另一个是阿古报考研究所，继续读书。“开店至少还有收入。如果念研究所的话，就一直支出。加上信奇当时在广告公司当企划。

下班比较晚晚，他也没有很喜欢很擅长这份工作。”于是两人在台北开了一年果酱店后，2018年回到高雄租下店面，开始经营蛋糕店。

随着诉讼的启程，一些同志社群在网络上、FACEBOOK和新闻上留言，“要杀掉阿古”，“要把阿古赶出台湾”。阿古并不是很怕，“他们只是一张嘴。你要他们去推动，他们都不敢。”信奇也看得很开，“是哦，就是在讲屁话。”反而还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因为这件事慕名前来买蛋糕。

“结婚大事”

根据律师团的建议，2019年10月1日，阿古和信奇从高雄出发到台北，再一次提出婚姻登记申请，这也是为下一步诉讼打下基础。

按照“三十天内提出行政救济，三月内政府答复”的规定，台北市政府在2019年12月做出“结婚是台湾的权限，台北市没办法做出决定。但台北市政府认为拒绝登记是违宪之疑，建议诉讼”的答复后，2020年初阿古和信奇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起诉，法院收文件后，当即做出立案决定。

直到为婚姻而立案，两个男生都没有认真向彼此求过婚。2015年，信奇去澳门看阿古，在阿古家附近的主教山教堂旁拍照。阿古问，“教堂是用来结婚的，你要结婚吗？”信奇回答，“要结就结啊！”阿古笑着说，“好哦！”“那要结婚的话，就和阿古结婚吧！”信奇也笑着说。

时隔五年，他们却为此开始了诉讼。在律师团的协助下，阿古信奇起诉台北市户政事务所，起诉内容为“撤销原‘婚姻登记拒绝’，准许二人登记结婚”。

诉讼刚开始，他们还可以分开应付：大部分时候是信奇去开店，阿古去和律师团开会。律师会把开会的内容PO给两个人。信奇看不懂就会问阿古。而到了后期，由于他们还在参与筹备2020年高雄同志大游行，两人忙到不得不休了店。

这是一场漫长的诉讼。从2020年9月第一次开庭，直到2021年6月第四次开庭，如果算上前期的准备，时间跨度超过两年。

第一次开庭是预备庭。法官主持理清了文本和双方争议的要点。第二庭则开始梳理攻防论点，阿古方面会提出一些依据的文件和法条。第三庭开始，法院不再收证据，而是听双方的辩论。“户政单位的代表也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他们引用的法律条文和法学逻辑是错的。连法官也指了出来。”

每次开庭前，律师团都会和阿古信奇开会，“基本上我们都会同意律师的专业意见。”然而最麻烦的不是开会，而是需要准备很多文件，尤其是阿古的文件统统要在澳门准备：一份看似简单的文件，要先跑去政府机构办理，然后公证，还要去台湾驻澳门的办事机构进行认证，最后才能拿去快递。并且很多文件都是有时限的，“比如单身证明，只有半年的效力。这次诉讼，我前后提供了三次。”

而那时阿古正在高雄忙着筹备同志大游行，很多事情只能叫阿古的姐姐或爸爸帮忙处理，“他们处理了很多次。他们会觉得这是儿子的结婚大事。”

阿古的父母是2016年知道阿古和信奇在一起的。当时阿古妹妹硕士毕业，信奇特意来参加典礼。阿古爸爸也没有问，但一下子就看出来两个男生的关系很亲密。

阿古的姐姐会叫信奇小弟弟，阿古爸妈都叫他小儿子。“其实我们双方的家人都知道这一次诉讼。但没有特别讨论。因为他们也不是很懂。”

2019年5月24日登记后，阿古决定写一封信给信奇的妈妈。在这封信里，阿古讲述了自己和信奇的关系。阿古和信奇的一家人每天都会见面。发出这封信的第二天中午，信奇妈妈对阿古说，“信看过了，我们都是一家人。”

信奇爸妈都是生意人，虽然没有给出诉讼方面的建议，但会说，“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们每天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胜诉后，阿古的父母发新闻给两个男生，“新闻有报道。”他们的语气里透着兴奋和开心。

“欠你一次求婚”

对信奇来说，婚姻登记和起诉也许意味着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可对阿古来说，他始终感觉亏欠信奇一次求婚，“从2019年到2020年一直有这个想法。信奇很想在电音趴上求婚，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弥补。”

阿古作为2020年高雄同志大游行的主席，这一场在11月底要举行的活动，开始占据他接下来的所有生活。

“2021年5月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比较多。之前都没有疫情影响。游行组织要和很多政府部门去沟通。”阿古同时还在和覆盖全球两亿同志群体的“全球骄傲”活动对接，并为第一次参加全球同志活动的高雄争取到全球第十九区代表的资格。

这也导致阿古的手机接连几天被打爆。“其实台湾同志族群都很关心政治。加上去年是选举年。年初选举完，大家的热情没有消退。所以高雄大游行备受瞩目，在2020年达到了6万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奇怪的是，同意打婚姻官司的信奇，一开始却非常反对组织这样的公益活动，他认为“这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又都是义务职，还要承担很多责任，是一个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但信奇有舞台经验，大型活动又肯定要用到舞台，由于原来负责舞台的人不太专业，阿古便不停地问信奇的意见，信奇从开始回答问题，到后来一步步被阿古“拖下水”，成为了舞台总监。结果，两人的精力都被大游行吸了上去，连蛋糕店都不得不休业。

2020年10月，阿古决定弥补“求婚”缺憾。“信奇之前希望在电子音乐派对里求婚。但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派对，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就是游行表演，舞台上有很多艺人，台下几万人观众。”

除了信奇，所有参与大游行筹备团队的人都参与到了这个神秘的环节。信奇作为大游行的舞台总监，大家为了避免他知道，为此设计了两套流程表。阿古还是有些担心，“从来没有人在游行台上求婚。”

2020年11月28日，大游行前一天，阿古和信奇两人忙到凌晨四点多才回家，六点多又赶到现场。

终于到了游行主席致辞的环节，阿古登台时已经开始狂哭，“整个团队的人都在台上面，所有人都辛苦了一年，我又感动又难过。”

终于到了求婚环节时，当时信奇也在舞台上，但当大家让出一片空间，阿古走到信奇面前单膝下跪时，信奇立刻明白了。他一边哭一边说“不要闹了不要闹了”，主持人走过去抢信奇的麦克风，“你闭嘴”。全场上下都在起哄。

阿古完全记不清讲了什么。那时候他们已经发出了登记，诉讼还在进行。于是，阿古问，“你有后悔和我结婚吗？”信奇哭着说，“没有”。

求婚现场

无花果苹果炖瘦肉

到第二庭，阿古很肯定自己会胜诉了，“法官要我们补齐文件，比如单身证明的更新、提出结婚文件，这意味着我们会胜诉。很可能就会判结婚登记成功。”

2021年5月6日，开第四庭的日子，也是宣判的日子。阿古和信奇提前一天出发，开车从高雄去台北，住在朋友家。5月6日九点，两人出发去法院，“我们那一庭是十点十五分。通常我们只穿白T，那一天穿得稍微正式一点，两人都选择了卡其色的西装。”

“最紧张的是宣判。”可阿古紧张的不是结果，“我最在意的是法官引用的条文，到底是涉外的第六条、还是第八条、还是两条都引用。”

阿古并不是为了自己结婚才打这个诉讼，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结婚。“如果引用第八条，指的是有违台湾风俗，那将来其他的案例也可以引用同样的条文。这是一个很好的引用，毕竟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婚姻法律上都会使用属人法。”

但法官引用了第六条的规定。法官的法学逻辑是：台湾要求婚姻登记参考“涉民法”。阿古是澳门人，根据“涉民法”第四十六条，就要看澳门的法律规定。

而澳门法律是“属人法”，规定要看当事人生活地法律，也就是要看台湾法。这样的逻辑被称为“反致”。因此，该婚姻为有效，应当予以登记。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婚姻平权之路仍有崎岖。

阿古与信奇的结婚照

宣判胜诉后，阿古和信奇拉着手出来外面，“虽然还要准备记者会，但大家都很开心。尤其是律师团”。近十年涉及同志权益的案件，公益律师团吃了很多败诉。现在有了宪法基础，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几乎这一年多的起诉都是胜诉。尤其阿古和信奇的婚姻诉讼更是全面胜诉。

还记得2019年10月1日，第一次召开的记者会上，记者问“诉讼有用吗？”阿古讲，“在台湾有几百对这样的伴侣，性别都不是结婚的因素，籍地又怎么能是。”

到了2021年5月6日的记者会，法新社记者问了一个问题，“还有什么话想要跟还在婚姻平权运动的人讲？”阿古说，“今天的胜诉只是一个里程碑，并不是一个终点，但这个里程碑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婚权只是同志权利中的一个，很多团体会一直努力争取下去。”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记者会后，阿古和律师团讨论了后期推动修法。大家计划拜会各个党团，进一步提出法案修订。

2021年，两人的日子变得平和。多半时候是信奇在顾店，阿古或者在看书，或和隔壁店的人聊天，“隔壁店也是甜点店，他们做生乳卷。”下班闭店会去逛逛街，有人在路上认出阿古，偶尔冲他们打个招呼。

结束了婚姻诉讼和同志游行的阿古决定生活得健康一点。他每天都要做近十组、百余个伏地挺身。而信奇完全不喜欢运动，他喜欢弹钢琴，“他很厉害，台湾是不分钢琴几级，但他可以去教别人弹琴。”

夜已深。阿古还在煲汤。通常都是阿古煮菜，理论上他有话语权，但信奇比较挑嘴。“他可能今天想吃鸭胸，明天想吃牛排。他爱吃的都不会是家常菜。”今天他做的是无花果苹果炖瘦肉，“无花果跟苹果都是润肺，最近台湾疫情很严重，所以想煲一些对喉咙好的汤。”

*文中人物为昵称。